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 杨元崇

　　湘西乾州古城，胡家塘边，灯影落在水面上，碎成一片一片。夜风裹着荷香，穿过木窗，吹动台上一本素净的书——《阿包》。台下坐满了人，安静地听一个苗族妇女讲她怎么用手机语音，把半辈子苦难一个字一个字“说”成书。

　　塘水无声，蛙鸣断续，像在替她应和。

　　她叫阿包，苗族名字“包里给”，父亲取的。武陵山片区的山野里，长着一种草，浑身是刺，扎手，但是命硬，踩断了，根还在，开春又发。父亲说，就叫这个名。她这一辈子，活成了那棵草。

　　她八岁丧母，继母带进四个娃，家里八张嘴。12岁，她挖红薯藤、采茶、割草药，攒了两块八毛钱，自己跑去报名读书。读了两年，父亲流泪说：“女孩不读了。”她路过学校，听见里面读书声，心里难受。

　　20岁嫁给大十八岁的煤矿工老赵。生了两女。她扫厕、掏粪、搬水泥、做护工，最忙时一月跑二十多户，两手泡在水里，指节粗得像老树皮。

　　1995年，有人喊她去外地送趟货，给两百块。她上了火车，三天后停在河北一个村子。被带进屋，屋里的老妇人指着她说：“花三千五百块买的。”她才懂了。

　　后来赶集日，她跟着那家人去卖花生，人堆里一转身，跑了。

　　回来后她没哭。心里憋着一句话想告诉女儿：“妈妈那些日子怎么过来的。”可她不识几个字，说不出，写不出。

　　2018年，旧雇主、湖南科大教授潘年英病倒，叫她去照顾。高铁站出口，见到一个拄拐、裹军大衣的瘦老头挪出来，她眼泪掉下来：“潘哥，你咋病成这样。”

　　她服侍他热敷按摩，闲下来讲自己半生。潘年英掉泪了：“阿包，你可以写一本书。”她说：“我不识字。”

　　女儿教她，手机说话能变字。她买两本信笺，等潘年英睡了，坐到桌前，按语音键。

　　“我八岁那年，我妈死了。继母带来四个娃娃，舀饭要排队，跑慢了就没得吃……”六十秒松手，屏上跳出白字，错字连篇，她认得大意，低头一笔一画誊下来。抄完一段，抹把脸，接着按语音键。信笺洇了泪，换一本。半年多，两本信笺、两个笔记本，满了。

　　潘年英帮她断句、分段、改错别字，句子一个不动。出版社来谈，说文本太口语，建议往文学上靠。潘年英摇头：“改了，就不是阿包的了。”编辑涂涂拿到稿子，前几页看着像流水账，动手改了几处。改到第三页，停了。她把全书读完，回头把改过的地方一处一处还原。

　　涂涂说：“改不动。一改，那股劲就没了。”

　　2025年1月，《阿包》出版。薄薄一本，十万字。扉页印一首苗歌，她用汉字记的音：“在娘家愁啊，在夫家也愁……”她说，不喜欢那首歌。

　　大女儿小菊第一次读完被拐那段，哭塌了。六岁送妈妈上公交，妈妈给两毛钱买糖，说外出“挣钱买新衣”，半年没回。三十年后才知那半年妈在哪儿。

　　书出版后，日子还是老样子。她早起喂鸡、拍抖音、给老人拍照。第二本《姊妹》写完，写底层姐妹；第三本写了一半。

　　夜深，潘年英在书房写他的，她在另间屋写她的。偶尔停笔望窗，想起十二岁站校门口，里面琅琅读书声。那时以为，那声音跟自己一辈子没关系。

　　如今，那棵刺草开口了。